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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风采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侯凡凡教授


侯凡凡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

  1993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95年6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起任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现为南方医科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第一军医大学(现为南方医科大学)内科学教授,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肾脏病学会常务理事、香港肾脏教育研究基金会客座教授等学术职务和14家国内外期刊的栏目主编、副主编或编委。

  曾以第一和/或通信作者发表论著138篇,包括N Engl J Med、J Am Soc Nephrol、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等国际权威期刊多篇。曾多次在国际主要学会获奖。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项目14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荣获“何梁何利奖”(2006年)、第二届“中国医师奖”(2005年)、第七届“丁颖科技奖”(2004年)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金星”称号(2002年)。2009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侯凡凡教授

 

  2006年1月12日,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题为《贝那普利对晚期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论文聚焦了海内外业内科学家的目光。为此文配发的社论评价称,该循证临床试验“改变了我们对慢性肾脏病禁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RASI)的传统理念……是改变我们对慢性肾脏病治疗策略的时候了”。这是在中国内地进行的、由内地学者独立完成,在该杂志发表论著文章的零的突破!能在这份全球顶尖医学杂志刊登论著,好比摘取了皇冠上的钻石,意味名誉和成就等身。全世界每个医生一生都在梦寐以求。

  一个铿锵的声音说:“这不是原始动力!如果说为了得诺贝尔奖去做科研是很危险的;而为了发表论文去做临床研究的话,就更加危险!”

这个声音来自论文的主创者侯凡凡。“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病人的生命!”口吻坚定得勿庸置疑! 

  2007年12月,南国午后的阳光斜划过侯凡凡的脸庞,斑驳树影投下的碎片笼罩着她,就像生活中的无数碎片包围着她。但是无论怎样,她的面孔总是写满了生动美丽和坚毅,一如她轻盈优雅体态中喷涌的刚强;一如风雨中的玫瑰,挺立仰首地演绎着千万朵的向往。对着镜头中的她,我总在说:头低点、低点,再低点——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侯凡凡还出差在外,她的老师张训教授领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阳光洒在窗下的长沙发上,毯子卷放在一角。“累了的时候她也能休息休息,虽然她家就在5分钟的路程之内”;书柜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她说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在阳光下捧着一本小说读”,可整个书柜找不到一本专业之外的书;摆放的照片中,有一张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身着深色晚礼服、佩戴宝石项链和耳坠的她在对着我们微笑,美丽优雅,恬淡自信,柔情似水,“论搭配、论穿衣,科里的小青年也赶不上她”;桌面上、挂历上、台灯上、空调下……挂着充满情趣的布艺摆设,“她喜欢这些,她喜欢的多了,就是没时间”;办公桌上摆满了文稿和资料,桌子正前方摆着一个工艺品——一把横架着的青铜古剑……

十年磨一剑:就是想解决临床的一些实际问题

“做临床研究,就像十年磨一剑。”谈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刊登的那篇文章时,侯凡凡的目光落在了那把剑上。“在中国做临床研究真的很难,但是中国临床太需要了!为了提高病人治疗,我觉得中国医生真的应该做这个事情啊,如果中国医生不研究中国病人的特点,难道要让外国人去研究不成?”

记者:当初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去做呢?

    侯凡凡:几年前,一对中年夫妻走进我的诊室,检查结果提示丈夫的病情已经到了尿毒症的阶段,要么做肾移植,要么靠透析维持生命。向患者讲明病情后,他们问:“透析要多少钱?”我如实回答:“一年大概要六七万。”听到这里,夫妻两人坐在诊室的桌子旁,抱头痛哭。他们太绝望了。那天我难过得吃不下饭去。可是怎么办呢,在中国,有90%的尿毒症患者都得不到透析治疗。有这么多人在绝望中等待生命的完结,揪心啊!

    侯凡凡想通过临床研究,为改变这一现状的行动提供根据,为那些绝望的晚期肾病患者做点什么。

    在临床工作中,根据既往教科书所述,对于血清肌酐水平大于3.0 mg/dl的晚期慢性肾脏病患者,RASI类药物是禁用的。但是侯凡凡和她的团队在前期研究中发现,这类药可能延缓病程发展至尿毒症的时间。延缓3年到5年,对于人的一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那个病人求我,他说他要是透析,一个家就塌了,他说只需要拖到他的女儿考上大学,他死了都行。他们说只需3年的时间啊!”侯凡凡谈起她的病人就没有笑过。把患者开始透析的时间延迟3到5年,甚至可以稳定住病情,这对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一个国家的医疗经济,将是怎样的改观。后者或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这篇论文的结论带来如此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它一俟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后,又先后被多家国外相关权威杂志转载,并收入2007年美国The Kidney(《肾脏》第8版)这一被称为世界肾脏病学圣经的典籍之中。今年7月,美国Ann Intern Med(2007, 147: 104)总结“内科学最重要的新进展”时,侯凡凡等完成的《RASI延缓晚期肾功能不全进展研究》,成为其中唯一由中国人完成的课题。著名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就这个研究请侯凡凡去讲学。

记者:面对这个成就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侯凡凡:就是在中国做临床科研非常难,非常不容易被别人理解。人家看到的就是你拿到了荣誉啊什么的,但是背后的过程别人看不到。也有人说你们做这个研究就是为了发表文章。其实我们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去发文章。这不是原始动力。我们的团队都很清楚,我总是讲一句话,如果说为了得诺贝尔奖去做科学研究是危险的,那么为了发表文章去做临床研究就是更加危险的。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病人,我们是在做一件关系病人生命的事情。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解决一些临床实际问题。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希望大家理解我们,希望病人理解我们。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类似的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我通常不接受采访,但是这次我还是接受了。一是你们报社的声誉,再就是呼吁同道们和病人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做好临床研究。中国的病人太多了,只靠任何一家医院都不可能做好。

“忧郁”——医者职业的人性操守

    我知道,一生太多的坎坷、掣肘和曲解,使这位坚强的女医学家时时流露出郁闷。对患者心怀悲悯,又使她总在郁郁地唠叨:“每天看到这些病人,你怎么吃得下饭呢!”不过,她的义无反顾、她的执着投入从未有丝毫懈怠,这些和成就、患者的拥戴划了等号。唯其如此,侯凡凡才是侯凡凡!她说,家庭带来的一些问题从小对她的影响很大,下定只能靠自己的决心。

  忧郁”是她身上一个挥之不去的符号。“是啊,是啊。”每当这时,我只有轻轻地应着,不知道怎样宽慰她。也许她根本就不需要。“妈妈不允许我在她面前掉眼泪。所以我就是个不太会哭的人,无论多难,自己忍受!”看来,静静地听她倾诉衷肠就是最好的宽慰。我想到一位中国著名的医学人文专家说得好,对于医生来说“回避‘忧郁’无异于心志麻木,或者漠视苦难。因此,大牌医学家都有一双忧郁的眼睛……”正是基于心系患者忧郁之忧郁,侯凡凡才自愿走上这条艰难的循临床之证的道路,为临床患者实实在在地解除苦难。是啊,两个月前,我也曾看到过这样的“眼睛”。在加拿大白求恩故居。

    从1999年侯凡凡等人启动这项研究,到2006年文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7年,多少临床医生能够坚持7年得一个结论,等待7年换一篇文章!

    这就是坚守。这坚守是一种直面苦难、洞察未来的心性,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对科学的忠诚守望、一种对人性和职业价值的叩问。在充满浮燥和急功近利风气的当今社会,我们多么渴望它的回归!

    被誉为全军一代名师的张训教授说到他的这位高徒时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他说,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大家称赞侯凡凡是“一个敢闯医学禁区的人”。要闯医学禁区,侯凡凡顶着多大压力,多少人真正知道?他说:“在我带过的这么多学生中,没有像她这样投入的,忘我地投入,不仅忘我,连家都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在解放军86医院工作时,工农兵学员出身的侯凡凡,熄灯后到厕所里念英文,一念就到12点。工作起来她从来不知道该吃饭、该下班、该睡觉了。“她的投入,可以投入到什么程度呢?她有个特点,要想什么问题,她脑子里就没有别的了,有时走路的时候都在思考,入神到别人叫她都听不到,人家说她架子大,不理人。她身体不好,晚上要吃安眠药,她在想一个问题时,可以彻夜不眠。她写东西不列提纲,是整个文章在脑子里构思好了才动笔,下笔千言。人家说怎么写得那么快啊,我就说,你没看到写作之前她在办公室‘发呆’用了多长时间。侯凡凡的发呆在医院颇有名气。”关于这一点,侯凡凡不好意思地向我们坦承:“我真的不是架子大!”

  那位医学人文专家说:“‘忧郁’的季节是发现和创新的季节,大凡新理论、新学说、新技术、新方案突破坚壳,脱颖而出的前夕,事主总是与忧郁相随,与苦闷相伴。没有品尝过‘呆若木鸡’、‘无限惆怅’的滋味,就无法感受‘蟾宫折桂’的欣喜和狂乱。”

    侯凡凡的欣喜也许是短暂的。一个单纯的人,其想法亦是单纯和质朴的:“我想我们并不想人家给我们多高的荣誉。我们做临床工作的,一辈子能解决几个问题?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能做科研,而且是在业余时间。工作的8小时之内很少有时间能做。我们的临床是第一,照顾病人是第一,查房、门诊是第一吧,做科学研究只能是第二啊。所以我永远不可能与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拼文章。人家一辈子写100篇,我也许一辈子只能完成30篇,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要用在病人身上。我们只希望能够坚持多做一些有利于病人的事。”

    “‘忧郁’不仅是一种表情,还是一种人性立场,一种人文品质的坚持。对医学而言,‘忧郁的眼神’里容不得‘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沙砾,因为它敬畏自然,倾情生命,敢于质疑技术的权威,反抗盲目的职业自大与技术狂妄……”

    肾内科副主任,侯凡凡带出的梁敏博士说,侯教授的科研项目很多,但是临床始终是首位的,她要求我们做科研,第一密切结合临床,第二结合中国国情,第三做前沿的东西。

    张教授说,因为被延期,她的女博士生,哪个没哭过鼻子。可侯凡凡一点不心软,还是严格要求。

    郭志坚博士说,呆在别人手下,7年可能论文出了一厚摞了,在侯主任手下不行,她太严格、太认真了,决不允许把一个研究拆成几块到处去发。她说,我不能帮你们去院里要求什么,但是我可以在科研上帮你,有科研思路来找我,往国外投稿,我给你改好。我们几个博士的论文都在国外影响因子高的杂志上发表了。跟着她,你可能得不到别的好处,可你能真正学到东西!

    谢迪硕士说,如果那篇文章早2个月发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好了,就能赶上2005年底我们侯主任参评院士了,但她宁愿做得更完善再出手。

    这项随访耗时5年多的随机双盲试验,随访患者达400多例。本已是被临床判为没有特殊治疗、等待进入尿毒症期的人们,偶然进入侯凡凡的这项临床试验,偶然结识了侯凡凡带领的这支团队。于是,他们接受了无微不至的临床观察和定期检测,他们可以随时拿起电话问这群医生感冒了、拉肚子了、头疼了,怎么办?他们的担心化为暖心。

     而这群医生呢,白天上门诊随访病人,晚上整理资料,病房不能放手,实验室里的实验不能丢,病人情况熟烂于心,手机号、家里电话号甚至是年轻医生的QQ号都公布给病人。他们为的是,让病人随时找到自己,以保证在病人感到不舒服,能及时就诊,保证不擅自用药影响试验结果。就这样,他们陪伴病人走过没有白天黑夜的5个365天,他们和病人真的成了朋友。

    侯凡凡卧室的枕边放着电话,双人床的另一半却空着。先生一向支持她,可是时常被半夜打来的电话吵醒,天长日久实在受不了,只好搬到另外一个房间。而侯凡凡有着严重的失眠症,常常要服大把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任何试验都是存在风险的,侯凡凡当然知道,她说“如果当医生的不承担这个风险,就意味着更多的患者一直在承担着风险。”

  侯凡凡一再强调,这个试验、这篇文章是他们团队完成的。“一项临床研究,没有一个团队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只是起到了凝聚的作用,多动了一些脑子。”

  而早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时,侯凡凡经常抽自己的血做试验,有时一抽就是二三百毫升,总量达近5000 ml。

  再早的1988年,侯凡凡做肾脏多巴胺生成水平测定。因为肾脏多巴胺生成受饮食中摄盐量的影响,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她动员十几个亲戚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参与,到自己家里吃饭。三四天中,大家的食谱和吃盐量保持在同一水平,侯妈妈做厨师。试验之前之后每个人都要抽血四五次,并且留尿。把这些作为正常人的标本,再对照病人的。她得出结论:多巴胺是肾脏的一个激素,可以调节水盐的平衡。这一提法比国外足足早了好几年。

    “‘忧郁’还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淡定与乡愁,一种对弱者与苦难的深切悲悯与同情。对医生而言,‘忧郁的眼神’不接纳‘物欲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诱惑与绑架,即使守贫担苦,也要坚持医疗服务的‘人道原则’与‘底线伦理’,倡导‘适宜技术’、‘最低干预’原则的应用和推广。”

    在侯凡凡带领下,有口皆碑的是,肾内科穷、最不挣钱。因为给病人用药是最少的,能用一个药,决不用两个;能用便宜的决不用贵的,奖金收入自然最少。这对地处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前沿广州的一个团队,是多么难得!

    从张教授传承到侯教授,吸引了一批事业至上,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人凝聚在一起,什么事能做不好!如此口碑,口口相传,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有些远在东北、青海的患者一次看后,定了方案,还要再来这里复诊。侯凡凡对病人之好,无论在病房还是门诊,我们都真切地感受了——病房小患者搂住她亲热无比;出门诊我们算了一下,平均每个就诊者用时30分钟,往往下午二三点才能吃上饭。张教授说,一次,遇到一例肾穿造影剂过敏的病人,突然休克,心跳呼吸全停,呕吐物从口中涌出。紧急中,侯凡凡俯身用嘴将病人的呕吐物吸出来。梁副主任、护士长胡丽萍说,侯主任对工作人员非常严格,有时脾气急,可对病人从来没急过,可以和病人、家属一谈就是一二个小时。查房时,她可以一直这么走,我们都累得不行了,她还能坚持。“我们科成立以来一直是零投诉!”

    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今日中国,18年的零投诉意味什么,不可思议!好医生的概念是:不仅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还要敢于对病人担责。现在还有谁敢,你不敢,我不敢,可她敢!

   “站在山峰上已经不是最精彩的了,攀登的时候才最有意思”

    侯凡凡感慨后,不由莞尔。

    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短暂的下乡之后当上了女兵,虽然进了军区医院,却因“别人都不想去”,侯凡凡自告奋勇站出来去炊食班养猪。

    “养猪很简单啊,把猪养肥了,事情就做好了。”侯凡凡谈起那段时光,脸上浮现灿烂。“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候,我比现在更快乐。”那个时候,侯凡凡爱骑马、爱射击,或许这些硬朗的爱好,也暗示了她性格中的执着和倔强。

    从卫生员到护士,一路走来,直到 1970年,侯凡凡走进第一军医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如果有的选择,我愿意当记者写文章,但是那个时代是不允许选择的。女兵能干什么,学医已是很不错了。”侯凡凡双手揽着膝盖,笑容中带些伤感。张教授曾说:“侯凡凡文笔好,很爱写东西,爱背诵安徒生的童话。”这个聪明的女人,或许写过抒情的诗和散文,却留在那个久远的红色年代,因人生中的拐点而渐行渐远。

    “既然当了医生了,我就想当个好医生。”侯凡凡的母亲曾是一位传染科医生,侯凡凡还清楚记得小时候妈妈值急诊班,一值就是一个月,为了便于女儿自己照顾自己,不得不剪去她心爱的长辫子。“知道医生辛苦,也要做,因为已经是医生了。”

    “我很幸运啊,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在南京总医院,张训教授把我领进了肾内科。”

    初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侯凡凡刚刚晋升为主治医师,适逢欧洲一位学者到医院讲学,侯凡凡用不流利的英语提了一个问题,这位欧洲学者被问住了。会后,学者拉着张教授问:“刚才提问题的人是谁?”当得知侯凡凡仅是一个低年资的主治医师时,惊异之余,他当即表示要收侯凡凡为学生,带回欧洲并负责一切费用。但那时的情况,侯凡凡是不可能成行的。

    1989年,侯凡凡跟随张训教授来到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那个时候,还没有肾内科。”临床和实验条件是预想不到的困难,更难的是侯凡凡面临着“淘汰”。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技术人员很难在大专院校立足。

    “有位作家说,我们是缺失的一代。”走在南方医院的林荫路上,侯凡凡平静地和我们交谈。“可是谁愿意缺失?不是不想学啊,是想学没机会学。”

     终于到了可以选择的时候。时年已40岁的侯凡凡,咬牙考取中山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李仕梅和叶任高教授。40岁的副教授,要和20多岁的学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并且因为没有正规本科学历,还要补修几乎全部硕士课程。于是,侯凡凡搬出同在一个城市的家,住进学生宿舍,10岁的孩子留给年近古稀的母亲,忙于事业的爱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3年中,侯凡凡居然“拼”过了20多岁的小青年们,同学中流传着她的4个“最”,年龄最大,职称最高,学位最低,但成绩最好。张教授激动地回忆:“我参加了她的博士答辩,时任中山医科大学的校长说,希望将来的博士生都能像侯凡凡一样。”侯凡凡的博士学位课题是《Tamm-horsfall蛋白在肾小管间质肾炎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用实验结果平息了国际上一项学术争论,证实间质性肾炎是一类由单核、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炎症反应。论文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项研究成果使侯凡凡破格晋升为教授和主任医师,这已经是教学和临床最高级别的职称了,在别人可能已经很满足了,可是2年后,侯凡凡做出另一个选择。

    1995年6月,侯凡凡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年。对没有受过系统英语教育的侯凡凡,到世界瞩目的医学机构去无疑是一次挑战。在美国,侯凡凡发现国际肾脏病学会(ISN)的一个资助基金,拿到这个基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很快申请有了回复——侯凡凡各项条件都很优秀,可惜年龄超过资助年限。那年,她45岁。

    “我急坏了,如果得到那个基金资助,我能再呆2年,做出很漂亮的结果,”侯凡凡指着书架上的一张合影,“喏,就是那位,Weening教授,时为ISN秘书长,后来任过主席,在荷兰。我拿起电话就打过去了。”

    侯凡凡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大年龄才申请这个基金吗?”电话那边回答得非常绅士:“那你讲讲吧。”侯凡凡开始讲文化大革命、讲上山下乡、讲无法选择的工农兵学员,侯凡凡说,“我没有机会在相同的年龄里接受教育,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以自学的方法达到你的要求。”电话那边问:“你只有3年接受正规英语教育的背景,这会不会妨碍你在美国的交流?”侯凡凡回答:“我正在和你交流,我们交流有困难吗?”Weening教授笑了,或许被这个执着、倔强又聪慧的中国女人感动了,说:“我会尽力帮助你。”

    “结果是,我得到了那个基金资助。后来去荷兰开会,专门去看他,我说因为你的帮助,使我弥补了一段学术成长道路上的缺陷。以后每次遇到他,他都说‘凡凡侯,我记得你!’”

    侯凡凡没有辜负Weening教授的信任,在哈佛3年半的时间里,她阐明了慢性肾脏病致残性骨关节并发症—透析相关性淀粉样变的发病机制,揭示了β2m淀粉样蛋白选择沉积的机制,提出“β2m原位修饰”假说,被载入多部国外教科书。

    面临走留的问题时,侯凡凡有点踌躇不决了。时任哈佛大学医学院肾科主任的Brenner教授请侯凡凡留下,想派她作为美方代表前往哈佛-新加坡肾脏病研究中心工作,年薪10万美金,有房有车。“说真的,我有点犹豫。可是想到那样可能真的永远回不了国了,我放不下。”最终,她回来了。

    梁敏博士回忆说,“我们到机场接她,几个大箱子,很沉很沉的,不知道是什么。”那是侯凡凡自费从国外带回来的价值4万美元的试剂,她把每一个试剂的保存条件、实验条件等等都细致地记录在一个本子上。“那些试剂对我们帮助太大了,很多都是国内买不到的,我们的科研就开始一项接着一项地搞起来……”

    “我觉得还有几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夜,瞬时光华。不知已聊了多久,侯凡凡的经历在脑海中缓缓聚拢,她的人格该用哪一句话丈量?此刻,她就坐在我的身旁,我们已不陌生。于是我忽然想到借用这句话——“天地之间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不抱任何谄媚的心态追逐什么,唯愿别人因你的存在而幸福多一些。我敬重这淡定超然的禅境,珍视这纯净美丽的心灵。

 

采访侧记

  那日,从病区门口一眼望去,走廊的一干人中便认定了她:苗条、高挑,挽着发髻。一个优美的转身,她快步向我们走来,随着足下黑色半高跟磨砂皮鞋的哒哒声,合体的白大衣开叉处露出黑白格短裙;贝色耳钉衬着姣好的脸庞,双眉修得柔和有致。无论什么场合,她一定是最吸引你眼球的人。因为她那种耐看的美,因为她的干练、爽朗和骨子里透着的刚毅。与她接触的两天中,两套衣服,搭配不同的项链和耳钉,相得益彰且不奢华。“看到一个精神焕发、衣着得体的医生和一个邋遢的医生,病人的心情和信任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侯凡凡说。

    她常笑着聊曾经的爱好,生活中的事:在广州布匹市场淘布料、卡布其诺咖啡、安徒生童话、海外读书的儿子娶了漂亮媳妇……

    女人的天性演绎得如此完美,她是那个永不会低头、成就斐然的科学家!?

(摘自《中国医学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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